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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组入驻后，听到了对时任汝城县副县长段旭斌的一些反映，发现段旭斌在乡镇当党委书记期间，套取扶贫资金、救灾资金，多次向部分汝城县领导、县直部门负责人送红包礼金、土特产。线索移交后，段旭斌被立案调查，最终受到撤职处理。据介绍，郴州市、汝城县两级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严肃查处了汝城县3名党政主要负责人、17名科级干部；34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清退了收受的红包礼金，涉及资金达479万余元。

我们认为，银行间利率的进一步下行，既需要等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疏通，也需要等待逆回购、MLF利率下调的信号，即公开市场的“降息”。3“水管子”如何打开？最确定是政府加杠杆而从银行间到实体经济的传导，才是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而这个环节也是最困难的。

因此，政府、企业和个人必须紧跟最新技术，以防范网络安全威胁。的确，随着金融机构继续采取坚定的措施来改善防御能力，它们在缓解风险方面越来越擅长。此外，监管者和监管者还应努力将重点转移到防止网络攻击对金融系统的不利影响上。例如，印度、菲律宾和尼泊尔的政府正在使用称为“ regtech”和“ suptech”的技术来加强其监管作用。这些技术的应用对金融服务尤为重要。一些中央银行还利用监管沙箱来测试新方法以找出差距。这包括菲律宾中央银行，该银行于2019年初邀请坎蒂兰银行（Cantilan Bank）银行参与其沙箱，因为坎蒂兰银行将其核心银行系统迁移到了云端。

但是从去年以来，随着各类金融监管政策的落地实施，非标、通道业务均被限制，银行通过非银机构创造信用和货币的渠道被堵了，整个货币创造的循环就被打破，银行创造不了那么多信用，就无法吸收那么多存款，最终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是非标融资持续萎缩、社融和货币持续低增长最主要的原因。

“经济底”的出现建立在政策宽松进行对冲的基础上。自2018年4季度以来，财政、货币、监管等政策均开始转向宽松。“经济底”的出现，仍是以制造业PMI持续扩张、实际GDP同比不再下降为标志。傅静涛：当前“政策底”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稳增长”，二是“促转型”。判断“稳增长”效果主要是观察金融数据。关于金融数据的验证，我们提示三个关键点：第一，社融总量的改善对应着总需求的改善。我们认为，专项债与基建和土地一级开发等地方政府支出事项直接对应，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判断总需求观察全口径社融更为合适。第二，社融结构和信贷结构是我们观察“去杠杆”是否有所缓和的关键。社融改善不仅需要新增信贷和新增企业债融资继续上行，还需要信用贷款和委托贷款等非标口径的下行放缓。第三，判断金融机构支持小微力度的关键指标不是企业中长期信贷，而是企业中短期信贷，应重点观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布局。

“经济底”仍需等待中国证券报：预计经济底将于何时出现？判断经济底出现的依据有哪些？段小乐：短期的经济底有可能在2019年3季度出现，但长期来看中国的GDP增速“换挡”的格局还将延续。金融一般领先实体经济一个季度左右，我们预计社融增速有可能在上半年企稳回升，在这之后，实体经济下行的局面才能稳住。